“藤校基本都投了，”沈流川说，“英国德国也投了几所，广撒网。”
“kollar是我在普林斯顿的导师，研究方向也跟你很合，”边城说，“如果你有意向，我可以联系他。”
沈流川的表情有些尴尬，这不太寻常。kollar是代数几何领域的世界级大师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不为所动就算了，怎么还面露难色呢。
“我申请的是cs。”沈流川说。
边城沉默片刻，说：“这样。”
“我辅修的计算机。”
t大数学系辅修计算机和金融的，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。
“之前申上的师兄说，那边很看重数学，您的推荐信很加分，”沈流川说，“所以想麻烦您。”
中国教授的推荐信，九点九成是学生自己写，但边城不吃这一套。他保留着普林斯顿时期的习惯，推荐信必须亲笔。不过他写推荐信十分认真，言之有物，细节详实，真诚可信，并且极度个性化。只要是申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，他都会事无巨细地写出来。他在国际上声誉很高，如果学生对硬实力足够自信，胆子够大——又是风险**好者——就会找他写推荐信。
“你在数学上非常有天分，”边城说，“真的不考虑继续深造了吗？你想去哪个组，我都会尽力帮你。”
沈流川挠了挠头：“我还是想转码，纯数学这块儿，在国内也没什么前途……”他顿了顿，说，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“我明白，”边城说，“到时候推荐信发过来了，你提醒我一声。”
“好的，”沈流川踌躇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我还是很喜欢数学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边城说。
这几年他看好的苗子，无一例外跳去了经管、计算机，或者交叉学科的组。当年一同在imo国家队的少年，现在还从事纯数学研究的，也只剩下他一个了。
沈流川谢过他，起身要走，忽然想起什么：“老师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
“那个杯子，”他指了指桌上的瓷杯，“应该是topologist吧。”
边城把杯子转了半圈，让带字的一面朝着自己：“我知道。”
沈流川再道了一次别，走到门口，正好遇上隔壁教群论的汪副教授。他打了声招呼，汪教授似乎还记得这个学生，攀谈了几句。
学生走后，汪教授站在门口，敲了敲门板。他和边城是同一批海外人才引进招进来的，关系比较熟。整个数学系里，他是唯一一个愿意来边城办公室串门的人。
边城从电脑上方望去。
“又跑了一个？”汪教授问。
边城点头。
“我们系是什么中转站吗？专门给其他专业输送人才？”汪教授感叹，“谁给这群孩子灌输的想法，学数学好转专业，结果一窝蜂涌过来，再一窝蜂涌出去。”
“大环境太差，这倒也不能怪他们。”
汪教授摇了摇头：“你对你的学生，可比对系主任和气多了。”
那是当然。纯数学研究不受系里重视，能留下来的人才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当稀世珍宝供着。
“上次副高答辩，陈院长都打好招呼了，结果你非得投反对票，卡人家门生，面子上多不好看。”
“另一个助理研究员水平更好，”边城说，“他那个方向好水论文而已。”
“上次刘教授申请自然科学基金，系里搞预答辩，你说人家步骤又臭又长、论证毫无美感、逻辑链乱的像拓扑缠结。”
“他写的东西本来就又臭又长。”
“我好期待你正高答辩的时候，”光是脑子里想象这个大场面，汪教授已经搓起了手，“我看你怎么被他们三堂会审。”
学校有教研序列和教学序列，副研究员、副教授属于副高级，研究员、正教授属于正高级。每个职位晋升，都要由数学系全体教职员投票决定。要想上位，必须全体通过——全体。
边城说：“一群几年没成果、吸学生血涨影响因子、连黎曼洛赫定理都忘得差不多的秋天蝉蜕，还好意思审我？”
汪教授咋舌：“好得很，答辩的时候你就这么说。”
边城忽视他看热闹的兴奋劲，目光重新回到电脑屏幕上。教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现在的老教授们离退休还远，就算退了，这儿是论资排辈的，怎么也轮不到他，这个景象估计还有好多年才会出现。
汪教授记起刚刚走出边城办公室、给自己打招呼的学生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刚刚那个学生叫沈流川，是不是？”
“是，”边城说，“去年我们系的特奖。”
“一看就是个难搞的学生，他群论课经常问我一些刁钻的问题，”汪教授说，“你知不知道，去年教学评估，就是他给你打的一分。”
边城的手顿住了。
每学期末，学生都会给所上课程打分评论。最高七分，最低一分。如果课程得分过低，教务处会通报批评，并找老师约谈。边城给分严格按照学校规定，a等级百分之十，不算严苛也不算手软。教学是培养未来数学人才的重要环节，他一直很重视，课件、题目、参考资料都精心准备。
学生虽然喜欢水课，但老师用不用心，认不认真，很容易就能感受到。因为难度高，报他课的人不多，可从来没人给他打过一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