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吕氏一族，实权在吕公之手。吕公对妻之言，斩钉截铁：“妇人之见，岂识大义？”言下之意，此事非儿女子可测也。嗟夫，此等言谈置于今朝，其辞颇显不雅，犹如俚语之“老娘们”，非君子所宜出也。昔日吕公既许配婚姻，然其母及夫人皆深表异议，唯吕氏女，名志者，默然允诺，无一言以对。
试问此姻缘何许？双方情状如何？汉高祖刘邦成婚之岁，史册阙如，然知其得子之际已属耳顺之年，即四十六岁矣。斯时所得之子，乃是后来继位之惠帝刘盈。且在惠帝之上，尚有一女，乃汉室鲁元公主，推其生年，大抵于惠帝诞辰前两载，若此推算不谬，则汉祖四旬又四得女。
倘若假设汉祖婚后一载得女，则其结缡之岁，约莫四十有三。至于吕氏女雉之芳龄，史亦无记载，惟吾辈可据诸般史料，略作推测。噫，言及吕后之往事，诚有一段佳话。当其时，吕氏之母固曾峻拒一门良缘。盖因沛县令君，权位显赫，门第尊贵，竟向吕公提亲，而吕公未许。此事足证，吕氏女非是嫁不出去之老处女，乃是风华正茂，适逢其会之佳人。
且说吕后之母，亦曾反对此婚。若谓女儿久未出嫁，成母亲心病，则早已欣然允诺矣。然其不允，愈见吕氏女实属正常出阁之列。
故由县令之求婚与吕母之反对，可下一断语：吕雉乃正常出阁之女子也。按汉时风俗，女子不宜过二八之龄。而刘邦当年，年齿已臻四十余岁，吕雉以未逾花信之年，归于一位中年士人，且身份不过一亭长耳。吕雉全然顺从父母之命，可见其未出阁前，实为一位温婉恭顺之女子也。宴罢琼浆，温盛之吕氏女，顺从父命，归汉室刘邦。此事对那自诩非凡之邦哥，实乃意外之喜也。若论年齿，刘邦固长于吕氏女，然吕氏亦能含忍。然而，吕氏未料，邦哥纳她为妻之前，竟藏匿不为人知之秘辛。当此情实露，吕氏又将何如？
吕氏既入刘门，即遭逢莫大之困扰。原来，刘氏婚前已有骨肉，此子名唤刘肥。后刘邦得八子，而吕氏所出者，称嫡长子，亦即刘莹。然在吕氏归于刘氏之前，彼有一庶出之长子，即刘肥也。刘肥之由来，史记、汉书均有记述。
据《史记·惠王世家》载，刘肥之母乃月曹氏，非刘邦正室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亦云，其母乃高祖威师之外夫。两书所记，虽有细微之别，然皆透露两端讯息：其一，所谓“外夫”者，即非婚姻之关系所生，简言之，即私情之果。故刘肥乃非婚生子，其母姓曹，因以曹氏名之。噫，此乃为吕氏之青春佳人，未逾双十之年华，遽尔归于刘门，何其命途多舛也。初至，即遭逢家宅之内，已有嫡子矣。此事，足见吕氏在闺阁之时，其柔顺从听之德性，实非俗女所能堪忍也。
继之，便是疑团重重，刘肥此子究系何时降生？据史册所载，刘肥乃庶出长子，且较其继母吕氏之亲儿刘英年长矣。不论其出生迟早，俱是难题。若早生，则为长男，想彼吕氏，未满花信，乍入刘门，便须面对一长成之子，此中关系，岂易于融洽乎？若迟生，虽幼亦自有其难解之困，抚育之责不可推卸，累及无穷。
再者，翌年吕氏又诞下骨肉刘英，添了新忧。一则血脉相连之亲儿，一则非出己生之嗣子，于情于理，如何方能持平如衡，施以公允？此诚为继母之难，端平一碗水，其难盖可知矣。嗟乎，历经沧桑者，方知血脉之亲，视若珍宝，瑕疵亦化作佳丽；非出自骨血者，则觉诸事皆难合，如衣之逆纹，触之生涩。
吕氏女，初为闺中秀，未许人间，其生涯简净如水，唯需婉听柔从，便可无忧。然一入刘宅，繁难接踵。身为继母，而刘肥之成长之地，至今议论纷纭，或言彼幼时乃寄养于曹姓之家，然此说无凭。抑或言其自幼长于刘氏庐下，不论何处，困扰随之。
然而，观今之记载，吕后与刘斐之间，风波未起，史册中亦无吕后苛待非出之子刘飞之事，可见二人关系，实属和睦。
昔人云，以面相选妻，吾等见吕氏女，初为乖顺之佳人，继之为善且贤之继母。后情如何，尚待细说。昔日吕氏，嫁于刘门，携二稚子，亲赴田间，勤劳耕播。一日，有古稀之士，行至此地，口渴求饮。吕氏不仅施以甘露，亦馈以饔飧。士人饱食之后，遂起相吕氏之貌。曰：“夫人，贵相也。”
吕氏信其言，急引子至前，求士观之。士又言：“夫人之贵，乃由子来。”子跪而复起，继拉女儿，使士视之。士曰：“女公子亦有贵相。”然此语，究其实否？可两论矣。一则，受人饮食，岂能直言不讳？自当报以善言，人情世故也。二则，或许司马长卿载笔之时，耳闻后福之言；吕氏归刘，成皇后，子嗣位为帝，己身居太后之尊。后人追忆，未免添油加醋，附丽溢美之辞。此事之或然，固不待言。而斯一事，至少昭示吾人一疑案矣。
昔者吾等论及吕后，既提及其为女与继母之双重角色，今复由微事观之，见吕后亦兼家庭主妇之职。彼以家主妇自任，躬耕于田畴。故事发生于插秧播种之际，反显吕后归于刘氏之家，犹须挈子同耕，此正映照出吕后治家勤劳、持家有道之本色。
考诸史册，刘季乃好酒色之辈，耽酒则显其日夕不守庐舍，渔色则明其情爱无定。谚云：“嫁鸡者随鸡，嫁狗者随狗。”吕后身为继亲，亦须顺应时命，独力撑持家计。然而命运多舛，刘季一时鲁莽之举，竟为家庭带来滔天巨祸，吕氏之人生自此波谲云诡，究系何因？
刘季官拜泗水亭长，负有重责，其中之一便是督送服役之人，确保其抵达指定之所。昔日，刘邦成婚后，便蒙受了一桩苦差。盖因泗水亭长乃一位文武双全之士，故被委以重任，押送一批劳役之人前往咸阳。秦代之劳役，繁重而劳累，且危险重重，众多服役之人一去不返，魂断异域。因此，一旦闻听征召，众人皆愁眉不展，心如压石。
此次，刘公之运途颇为乖舛，虽其相貌堂堂，然于此时却毫无裨益。彼率领一众劳工，奔赴福仪之地，行至半途，今日有逃亡者，明日又有脱逃者，队伍愈发凋零，刘公纵有千般手段，亦难以一一看守。毕竟，一人之力，焉能顾及众生？
对于一位亭长而言，倘若所押送之劳役尽皆散逸，责任重大，必将追究。若人尽皆逃，则罪无可逭，定为死罪。故此，刘公思忖：我辛勤跋涉，终将一场空，人或逃之夭夭。行至丰县西侧之大泽畔，刘公对尚随行之残存人言道：“工等结去无疑，从今以后，汝等各自安命，吾亦当遁迹。”此言一出，意谓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，众人各奔前程，己亦当弃此无成之使命，远走高飞矣。刘邦一言既出，竟有十余人，本欲远遁者，反而驻足。盖因亭长之风采，令人心生归依之意，遂愿随之左右。此乃刘氏所具之领袖魅力也。及至情势危急，彼即离江苏朝阳，途经河南，至永城界内，有一山名芒荡，颇为知名。刘氏自知无路可退，思忖：送人至咸阳，罪当致死；放人而返，亦难逃一死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不如就此芒荡山中，落草为寇，舍命一搏。
此事非小，身为亭长押送劳工，不但失于看守，反致释放，终又逃亡，斯在秦法，罪不容诛。然刘氏既已逸去，如浮屠虽逝，庙宇犹存。刘氏虽逃，其妻吕氏却受牵累，被执入狱，其间备受艰辛，史书载录，吕氏坐狱之时，屡遭酷刑。吾等虽未亲历其境，然而通览古今中外，牢狱生涯，岂有不苛酷之理？在百家讲坛之《吕后》的讲解中，讲述了吕后在牢狱之中所经历的一段往事。当时，有一位名叫任敖的人，与刘邦关系甚笃。当刘邦逃亡之际，任敖作为一名狱卒，对刘邦的妻子吕雉颇为关照。然而，他发现有人对吕后施以虐待，顿时义愤填膺，将那恶徒狠狠惩戒了一顿，甚至致其受伤。此事可见任敖已是怒火中烧，同时也反映出吕后在狱中确实遭受了不公之待遇。
至于吕后何时得以释放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她作为妻子，为刘邦所承受的苦难。她曾入狱，受尽折磨，历尽艰辛，因此，作为妻子，她的付出与牺牲是极为重大的。尽管她曾多次因丈夫而身陷囹圄，但吕后从未再提及这段往事。她在为刘邦的盲藏落草，被迫入狱，受尽凌辱，然而出狱之后，却从未再提起这段经历。这正彰显了吕后的深沉与气度，她确实是一位颇具城府、深沉内敛之人。因此，作为妻子，她可谓是任劳任怨，无怨无悔。综观本集所述，四事四端，皆显吕后之淑德。初见其以相面而许配，彰显其柔顺从夫；继母之位，更昭其仁慈贤淑；亲耕田畴，示人以勤劳理家之道。及至携刘季入狱，缄口不言，又显其忍辱负重之姿。如此佳人，实乃合吾华夏传统所颂贤妻良母之典范。
然而，史书留声，关于吕后私生活之秘闻，亦有不堪入耳之语。究竟此等流言蜚语，真伪如何？待下回分解，细说衣带诏之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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